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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发“消费红包”到底有没有用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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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05-31 09:20:59 来源:新华网

  ——林毅夫、沈艳、司晓谈消费券

  一些发达国家都选择了发现金,为什么中国以发消费券为主要手段

  最近上海的“五五购物节”,就引入了很多互联网平台参与其中。这种叠加起来的效应,肯定比只靠政府的力量更有效

  商业力量和政府力量的结合,是更可持续的,也是把这个盘子做大的方向

  战疫进入“下半场”后,消费券成为社会热词,国内不少地方将此视为提振经济的重要手段。截至今年5月上旬,全国有190多个城市发放了190亿元消费券。这些券到底起没起作用,对企业和家庭的帮扶是否足够精准,要不要全国推广?就此热点话题,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、沈艳教授和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,请他们从各自角度作出分析评估。

  现金还是消费券

  高渊:上次采访中,你明确提出中国要直面大概率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。与以往的几次重大危机相比,这次疫情带来的冲击究竟有何不同?

  林毅夫:过去,无论是面对1997—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,还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,我们一般采取的对策是用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启动需求、创造就业,维持经济增长。

  但我认为,这次的情况有很大不同。过去的冲击主要是外需突然下降,但国内的生产和生活并没有受到直接影响,要应对的是怎样增加国内的需求,弥补外需的不足。但这次疫情全球暴发,除了外需受影响外,我们采取了封城、社会隔离等措施,影响了国内的需求面和供给面,影响了城市和农村,影响了家庭和企业。

  在这种状况下,过去应对危机的有效经验,比如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基础设施的投资,特别是现在说的新基建,不仅能创造投资需求,还能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基础。这种措施当然还要用。但问题是,这些投资从创造就业到创造需求,有一段时间差,还不足以解决当前的问题。

  高渊:在你看来,能救“近火”的办法是什么?

  林毅夫:现在必须要有保企业、保家庭的措施。全国就业的80%在民营企业,特别是其中的中小微企业,但目前不少中小微企业很困难,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没法开工。

  办法当然有不少。保企业可以延缓“五险一金”缴纳和贷款归还,以及减免租金等。保家庭可以发现金,也可以发消费券。对于农村低保户和失业困难群体,给现金或发失业救济会有用,关键是让他们不返贫。而对于城市居民来说,我一直主张发消费券,这增加了家庭消费的可能,还能根据各地受影响最大的行业类别来设计消费券的使用方向,直接帮助到中小微企业,可以说是一石双鸟。

  高渊:究竟是发现金还是发消费券更有效,业界一直有争议。疫情发生后,一些发达国家都选择了发现金,为什么你认为中国应该以发消费券为主要手段?

  林毅夫:确实,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国家,即便是一向保守的德国,它们都在发现金,而且出台的救助计划金额都超过了GDP的10%。但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,大规模发现金的话,除了少数困难群体会马上去买生活必需品,大多数人拿到钱后很可能存进了银行,并不一定去消费,很难起到既保家庭又保企业的双重功效。

  其实,发消费券有个前提,就是要有移动支付的大范围普及,老少都会用。这方面,中国具有独特的优势,国外大多数国家,包括很多发达国家都是不具备的。所以我从3月份开始,就在几个会议上谈了这个想法,事实上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做了。根据商务部的统计,到5月8日全国已经有190多个地市累计发放消费券超过190亿元。

  高渊:这么多地方发了消费券,是否应该评估一下成效?

  林毅夫:对,应该看一看理论和实际是否吻合。4月14日,我跟沈艳老师联系,我说你是研究计量经济学的,能不能做一个短平快的政策效果评估。沈老师马上答应,第二天就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孙昂副教授,组织了一个团队,并在不到一周时间里拿出了理论框架。

  14日晚上,我还打电话给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,我说知道腾讯也在做一个平台发消费券,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资料,让我们更好地评估这个很有中国特色的举措。马化腾马上同意了,还在腾讯公司里建了工作小组,成员包括腾讯研究院的司晓院长,还有腾讯微信支付的辛建华等。

  消费券到底有没有用

  高渊:根据你们团队的研究,现在哪些地方政府倾向于发消费券?

  沈艳:已经发券的190多个地市,一般具备三个特征:经济比较发达、第三产业占比较高、自身的财力比较强。也就是说,发不发券主要是由经济基本面决定的。而且这三方面越强,发券的金额就越高。总体上看,地方政府基本是从实际情况出发,是比较审时度势的。

  高渊:发放消费券的效果好不好?

  沈艳:我们的结论是,总体效果是好的。

  先作行业对比,今年三四月间,发放消费券行业支付笔数反弹幅度是未发放行业的3。11倍,发放消费券行业支付金额反弹幅度是未发放行业的5。15倍。再作区域对比,发券地区总支付笔数比未发券地区高出4。2个百分点,根据消费券支持行业在全行业支付笔数的比重,可以推算出在发放消费券一个月内,消费券地区受支持行业的支付笔数比未发放地区同行业高约25%。

  高渊:消费券对哪些行业、哪些人群最有用?

  沈艳:受疫情冲击最大的,是“衣食住行游”这五大行业,今年2月份是谷底,像文化旅游和餐饮的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,都只有疫情前的20%左右。

  这次消费券的发放,主要集中在百货超市、餐饮和文化旅游,现在恢复最快的也是这三个行业。地方政府的选择是正确的,因为这几个行业重度依赖线下消费,同时需要比较快的资金周转。更重要的是,因为消费券要发挥撬动作用,就要避免将有限资金用在小额券撬不动的行业,比如房租、物业等,100元以内的消费券杯水车薪。

  从被撬动的消费者年龄结构看,或许很多人会认为年轻人是使用线上消费券的主力。我们的分析认为,中年人比年轻人更可能因为消费券而增加消费。比如武汉的数据显示,50岁以上人群的核销订单数大于20岁组人群。

  高渊:在腾讯的平台上,消费券的发放规模有多大?

  司晓:到5月初,我们在全国大约50个城市参与了消费券发放,总金额达到100亿元。其中5月1日到3日,这三天大概带动了9亿元的消费。另外在用券的数量上,中老年人至少跟年轻人是旗鼓相当的。其中40岁以上的消费人群,他们用券核销的占比大概是51%。

  高渊:既然发消费券效果这么好,为什么大多数地方不发呢?因为这190多个发券城市,相比全国2000多个县级市、300多个地级市来说,还是个小数字。

  沈艳:可能是两种原因。一是有些地方还在观望,要看看发了到底有没有用,能不能真正刺激经济。第二种是想发,但算一算财政支出账,觉得发不起,这属于想发而不敢发。

  高渊: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,发放消费券是否都应该完全由地方财政埋单?

  司晓:要做大消费券的盘子,确实要鼓励和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,不能只靠地方政府。比如最近上海的“五五购物节”,就引入了很多互联网平台参与其中。其中有拼多多、美团、苏宁阿里,当然也包括微信支付,这种叠加起来的效应,肯定比只靠政府的力量更有效。

  当然,商家也不是纯粹的慈善行为。这里面有商业上的策略,因为对于互联网获客、拉新,本来这些也是要投入的。所以,商业力量和政府力量的结合,是更可持续的,也是把这个盘子做大的方向。

  是否需要全国推广

  高渊:在消费券的发放使用中,还会听到一些商榷意见。比如现在发的基本都是满减券,而不是抵用券。比如,买足100元可以减20元。不少网友半开玩笑地说,我缺的是100块钱里的20块吗?我缺的是80块。对此,你怎么看?

  沈艳:现在发放的消费券,大多数都是七折以上的满减券。我觉得这还是合理的,既然是想刺激消费,最好能够让人们还是掏出一些自己的钱,这样能更好地帮助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,让整个经济流转起来。不过我的直觉是,七折以上的力度,还是有点不够的。

  当然,那些真的缺“80块”的低收入人群,满减券可能就起不了什么作用。对于这些人群,现在也有一些地方在发现金券,大约占到了总发券金额的近2%。

  高渊:如果消费券都在线上发放,对于那些不使用手机的“数字困难户”来说,是否只能望梅止渴?

  沈艳:根据我们的调查,所有发券城市的首选都是线上发放,这是与中国数字支付的全球领先地位相适应的。其中,还有8%的城市有线下的发放,但是发放金额很少。

  司晓:目前,中国还有大概35%的人没有接入互联网,我们称之为“失联人群”,而全球范围的比例是接近50%。现在几乎所有的消费券发放,都是通过互联网特别是移动端进行的。而恰恰没联网是贫困人群的一个基本特征,他们中不少人没有联网消费的能力。

  高渊: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帮助这些互联网“失联人员”?

  司晓:现在我们希望帮助每个村建立村级公众号,实现村务线上管理,目前已经做了1。5万个村庄,比例还很低。然后给村级管理组织发放消费券,可以就地转化为实体券,在村里以及村周边的小店实现购物和非电子化核销,就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。

  当然,对于那些“失联人群”,最有效的还是发现金或者现金券,而不是消费券。我觉得,应该在发达地区、在城市发线上消费券,在村里可以发现金券。

  高渊:根据你们的研究,对消费券的后续发放有什么建议?

  沈艳:为了“保企业”,我建议尽快加大消费券的发放范围,对于自身财政实力不足以支撑消费券的地方政府,可以允许政府负债率适度上升,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。

  为了“保家庭”,应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消费券发放。我们研究团队根据公开报道梳理出的定向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券总额,还不足1亿元,但这些资金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

  还有就是可以多策并举,利用大数据技术精准定位需要扶持的行业与人群,确保消费券发放透明、公正、高效。既要精准定位要保护的家庭,也要精准定位要保护的企业。而在互联网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的地区,以及网络使用能力难以在短期提高的低收入群体,可以适当提高低保水平,或者增加现金的转移支付。

  高渊:对于像消费券这种在疫情中取得实效的措施,是否应该从短期应急办法,转化为常规化的政策?

  林毅夫:要不要把一些应急做法常规化,我觉得还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打个比方,过年和过日子是不一样的,救急和救贫也是不一样的。

  发消费券是要扩大消费,在百年不遇的疫情中保家庭、保企业,这是救急。而要扶持困难人群,这是救贫。救贫的关键,还是要让他们有更多的就业机会,有更好地参与市场活动的环境,其中有些因老、因残、因病致贫的困难人群,更需长期的救济和保障。

  现在全球还处于疫情中,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能靠国内。而发放消费券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办法,还是值得在全国推广的。但全国化和常规化是两个概念,消费券毕竟是应急办法,是否要长期执行,应该作进一步的研究。(记者 高渊)

责任编辑:卢珊 RF100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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